今年2月7日，工信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促進鋼鐵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提出，現有城市鋼廠應立足于就地改造、轉型升級，而達不到超低排放要求、競爭力弱的城市鋼廠，應立足于就地壓減退出。就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中國寶武太鋼黨委書記、董事長高祥明的一句“在當前形勢下，城市鋼廠搬遷已經過時了”，給了城市鋼廠搬遷這個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話題一個新的審視角度。
鋼廠退城搬遷，是過去十幾年里地方政府在環保壓力下對鋼鐵企業采取的常見措施，似乎鋼鐵企業對城市污染的影響已經嚴重到除了搬遷別無他法的程度。然而，正如高祥明在說這句話之前加的限定語——“在當前形勢下”說得那樣，如今的鋼鐵工業早已是舊貌換新顏，隨著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鋼鐵行業綠色低碳發展成果顯著，這讓城市鋼廠的去留問題有了更多值得探討的空間。
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城市鋼廠搬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僅是大氣治理與環境保護，那還不夠全面。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不少鋼廠已經處在城市區劃的黃金地段，腳下寸土寸金的地皮讓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鋼廠搬遷，并試圖通過重新開發利用土地獲取高額收益。但不管出于何種目的，搬遷對鋼廠而言是傷筋動骨的大事，如果只是盲目地為了搬而搬，那就容易出現刮了鋼廠的“骨”卻沒能療好城市的“傷”的問題。特別是那種“畫地為牢”式的同城搬遷，更是因為得不償失而飽受詬病。
多年來，關于城市鋼廠搬遷的爭論從未中斷。那么，在當前形勢下，城市鋼廠搬遷是否確實如高祥明所說已經過時了？筆者認為有這樣幾個問題不得不問。
第一問：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成果顯著，在節能環保水平大幅提升的背景下，鋼廠是否還有必要搬遷？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24家鋼鐵企業已經完成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涉及產能1.48億噸，占總產能的13.8%。到“十四五”末，全國鋼鐵行業80%的鋼鐵產能要達到超低排放水平。
多年來，我國鋼鐵行業始終以嚴于發達國家10倍左右的標準推進超低排放改造，一些鋼鐵企業在污染物治理設施應用和單位排放強度方面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鋼鐵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等多項關鍵技術還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點贊。摘掉“傻大黑粗”帽子的城市鋼廠，通過大力度實施超低排放改造實現綠色轉型，不再是城市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鋼廠不用搬遷就能達到搬遷的效果，搬遷的必要性自然也不復存在。
第二問：在鋼廠與城市融合發展循環經濟、與產業鏈上下游高度耦合的背景下，搬遷是否會撕裂產業生態圈？
憑借鋼鐵生產所特有的能源轉換和社會廢棄物消納功能優勢，鋼廠通過利用城市的人力、自然、環境資源，在發展過程中構建起一個又一個環環相扣的鋼鐵生態圈。在這樣的生態圈里，鋼廠不僅可以滿足鋼鐵產品制造的需求，而且可以構建高水準的生態規劃、高效率的循環經濟、高質量的環境基礎設施，實現鋼鐵生態圈與城市生態圈的高度融合。
不僅如此，不少鋼廠已經發展成為城市不可或缺的名片。截至目前，已有94家鋼廠登上工信部綠色工廠榜單，一批綠色花園式工廠、清潔生產環境友好型鋼廠成為了城市亮麗的風景線。
新日鐵八幡廠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座鋼廠距日本北九州市區僅1000米，是真正的城市鋼廠。作為一家完全符合嚴格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的鋼廠，新日鐵八幡廠不但生產高附加值鋼鐵產品，為城市提供能源和消納社會廢棄物，還利用廢棄高爐舊址建成了北九州智能城市創造產業園，受到了當地市民的高度認可。日本東京更是大型鋼廠林立，這些幾十年的元老級鋼廠并沒有搬遷，但也實現了與城市協同發展。
在中國，這樣的例子也不少見。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擁有一座鋼廠的城市，如武漢，武鋼24小時不間斷供氧、第一時間配送鋼材，以及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和奉獻精神的馳援隊伍等，都讓社會公眾體驗到來自鋼鐵脊梁的強大保障力和安全感。
這樣看來，第二問的答案也是十分清晰的：在當前形勢下，鋼廠與城市構建的生態圈尚有豐富的綠色價值可以挖掘，搬遷無異于自毀長城。
第三問：在“3060”這個“雙碳”目標面前，中國哪個地方的鋼廠，包括沿海鋼廠，可以不減碳？
支持城市鋼廠向沿海搬遷的一個論點就是海洋環境容量大。這對確實需要搬遷的城市鋼廠來說無可厚非。但如果是“一窩蜂”地向沿海搬遷，就難免呈現把污染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的粗放發展的特征，更難免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一搬遮百丑”的短視行為。更何況，“雙碳”時代的到來，意味著全社會都要經歷一場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鋼廠無論搬到何處，都必須走低碳發展之路。
應當承認，我國鋼鐵工業的生產工藝仍以長流程為主，煤、焦炭占能源比重近90%。能源結構呈現出明顯的高碳化特點，實現“雙碳”目標，離不開對革命性綠色低碳先進技術的突破和創新。也就是說，包括搬遷興建的鋼廠在內的長流程鋼廠，都將經歷新一輪低碳技術改造。因此，在低碳煉鐵技術依然不成熟且研發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繼續推動鋼廠搬遷，不僅會拖累鋼鐵企業綠色低碳發展的進程，而且會給企業造成巨大的資金負擔，讓本就需要斥巨資投入的低碳轉型難以為繼。
正因如此，近幾年來國家多次鄭重發聲。2020年10月份，工信部明確發文表示，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基礎尚不牢固的情況下，動輒幾百億元的搬遷投資會明顯增加企業資產負債率，一旦市場形勢發生變化極易淪為“僵尸企業”，況且目前鮮有成功搬遷案例。同時提出，鼓勵城市鋼廠優先選擇就地改造，實現產城共融。對不符合所在城市發展要求、改造難度大、競爭力弱的城市鋼廠，應立足于就地壓減退出。《指導意見》再次重申了不主張城市鋼廠搬遷的政策意見。不難看出，宏觀層面對城市鋼廠搬遷的政策導向已經無比清晰、明顯！
綜上，“雙碳”時代下，城市鋼廠搬遷確實過時了！尤其對一批具有競爭力、代表鋼鐵工業水平和發展方向的鋼鐵企業來說，搬遷不僅無異于自廢武功，而且不利于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是黨中央的要求，是鋼鐵行業和各級地方政府謀劃發展的根本遵循。具體到鋼廠搬遷這個老話題上，面對城市鋼廠的去與留，從“兩敗俱傷”到“兩全其美”，中間差的也許只是產業與城市關于如何在新理念指導下推進低碳綠色發展的一次深度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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