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思考中，應該研判如何支持綠色轉型的責任和實現路徑。結合目前業務實踐，金融支持綠色轉型和實現“雙碳”目標主要有三個作用域：綠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轉型金融。
只有更多的企業家躬身入局、更多轉型金融的行動舉措涌現、更多創新顛覆性科技發明出現，更多綠色可持續企業才能得到發展，“雙碳”目標和高質量經濟發展才能夠更快實現。
智庫觀點
王廣宇
碳中和是全球新的價值共識：各國既要快速發展經濟，也要建造可持續高韌性社會，盡早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規避溫室效應導致生存環境惡化的可能。中國作出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諾，是人類氣候合作領域的里程碑式事件，金融投資機構應該深入思考如何支持碳中和實現。
金融支持綠色轉型 實現碳中和的作用域
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思考中，應該研判如何支持綠色轉型的責任和實現路徑。結合目前業務實踐，金融支持綠色轉型和實現“雙碳”目標主要有三個作用域：綠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轉型金融。
綠色金融的概念有嚴格界定，也有明確的國際共識，這決定了其規模和覆蓋面有限。綠色金融的主要產品是銀行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前者主要投向基礎設施綠色升級和清潔能源，后者主要投向國有企業。目前，中國的綠色金融發展很迅速，但總體規模比較有限，一些深層次問題有待解決。
碳金融主要指與碳排放權交易有關的金融市場業務。當前，各界對碳金融問題比較重視，碳權、碳匯、碳配額等碳金融專業術語及討論熱火朝天。中國在多年試點基礎上，正在設計和推出明確的碳金融市場體系，出臺了相關的制度安排。碳金融市場在中國已在起步，如何吸引更多企業和投資者參與則任重道遠。
轉型金融是“碳中和”目標確定后金融業界面對的新挑戰、新問題。當前，業界對它的定義還沒有達成一致，有關研究也剛剛起步，但總體上說，轉型金融就是為構建綠色低碳的產業、清潔高效的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體系，金融市場應對作出的主體業務調整。為實現“碳中和”，并非只有將資金投向清潔能源和低碳產業的“綠色金融”“碳金融”才有價值，金融業面對的整體挑戰是：社會存在大量傳統的非清潔、非綠色、非低碳，但正在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市場與機構該如何應對？擴大綠色金融份額之外，非綠色金融的業務體系和服務部門還能做什么，應不應該作出調整？答案其實非常清楚。相比綠色金融和碳金融，轉型金融面臨的挑戰眾多、規模宏大、壓力巨大。在本質上，轉型金融是金融市場針對氣候變化問題提供的所有能夠減少或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動調整性質的主體業務行為，主要體現為直接融資部門的綠色投資（權益金融）和間接融資部門的有目標指向性的轉型金融服務（可持續信貸及金融工具）。
轉型金融的覆蓋面廣、作用周期長、實施難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顯其重要。2020年全球排放約510億噸準二氧化碳，工業（鋼鐵、水泥、塑料等）占31%，電力占27%，農業占19%，交通占16%，居住（溫度調節）占7%，絕大多數是傳統非綠色產業的排放，如何對其提供低碳導向的綠色投資和可持續信貸，促進轉型實現“洗綠”“漂綠”“染綠”，最終步入綠色經濟殿堂，市場機構和投資者對轉型金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化。
綠色金融：體系初成，前程遠大
綠色金融的核心是成熟金融機構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為綠色產業發展提供金融推動力，包括綠色信貸、綠色股票、綠色基金、綠色信托、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品種。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多年來，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出臺了多項制度安排，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投入綠色領域。2017年國務院決定在浙江、江西、廣東、貴州、新疆五省（區）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有關部委聯合發布最新《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人民銀行和證監會聯合發布《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年版）》，我國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初步建立。
綠色金融的幾個深層次問題是：如何界定綠色產業和綠色客戶（綠不綠）？如何做綠色評級（有多綠）？是否所有的綠色企業都是一樣綠（綠多久）？此外，綠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等都比較粗淺。舉一組有關綠色信貸的數據：截至2020年末，中國綠色貸款余額近12萬億元，但只占到中國銀行貸款總額的5%左右。此外，綠色債券發展迅速但比重也很低。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數據，2020年全球累計綠色債券發行額達到創紀錄的2695億美元。中國共有153個主體發行了218只綠色債券，累計發行金額2221.61億元，約占同期全球綠色債券發行規模的11.9%，只占同期中國債券余額的0.4%左右。
未來發展綠色金融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建立更完善的綠色金融標準，使金融機構對綠色項目認證能夠快速準確界定；二是金融機構應該增強識別綠色項目的能力，提高業務能力入手，解決辨別項目的綠色程度較弱、造成投資和業務意愿不強的問題；三是綠色金融體系應該進一步創新、發展更多的工具和產品，應對市場需求；四是綠色金融的市場和監管體系需要加快完善，包括對市場準入、項目開放、風險登記、對沖補償等制度的健全。
碳金融：創新交易、強力減排
碳金融主要指與碳排放權交易有關的金融業務，處于法律體系和政策所逐步實現的市場設計。依據2021年2月1日開始施行的《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碳排放權是指分配給重點排放單位的規定時期內的碳排放額度，而碳排放額度是碳排放權的載體，企業可在碳市場中自由交易、轉讓持有的多余配額并獲得一定收益，投資者也可按規定參與碳排放權的買賣交易。
目前，碳排放權市場已正式進入第一個履約周期，有關法律法規對碳排放權采用相對較窄的定義。廣義的碳排放權包括碳配額和碳信用：在碳排放配額機制中，政府通過設定上限直接約束重點企業排放額，目標是減少它們的排放總量；在碳信用機制中，政府允許企業基于減排或者創造減少溫室氣體的項目，從而生成減排量核證，抵消碳排放配額，提高碳吸收總量。碳信用機制最好的應用是中國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2020年國際航空碳抵消與減排計劃宣布可用CCER進行抵消，為CCER接軌國際提供了契機。
碳市場可以分成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一級市場是指政府與重點排放單位之間的交易，二級市場是指重點排放單位之間或其與投資者之間的交易。目前，一級市場碳排放的配額是由政府免費發放的，因此，碳定價的機制體現在二級市場。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分為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與地方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市場。自2011年以來，北京、天津、上海等8個地區已陸續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但2020年地方交易量只有16億元。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市場成交價波動大、遠低于資產合理價值，2020年北京碳排放均價在80元/噸，上海均價40元/噸，其余各地也都維持在20元-50元/噸，交易總量也遠遠達不到可以降低排放成本、減少排放的要求。《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推出后，確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協議轉讓、單向競價的模式，這與其他商品現貨交易所建制是一致的，當前確定的交易場所在上海，結算機構在武漢，CCER和國家碳排放配額抵消在同一系統中登記，預計中國碳金融市場將在2021年7月正式面世。除排放權交易之外，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在碳金融衍生品、期貨、質押融資領域中都可能會出現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中國碳金融的發展，首先不僅要為重點企業確定排放配額，而且要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機制。只有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機制，才能使得社會各界的監督行為變得具有可能性。其次，要培育碳金融交易的基礎能力。碳金融交易作為新興事物涉及到很多主體，目前，交易環節、交易方式和程序比較復雜，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或投資者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適應，形成能力需要更久。只有讓市場創造更多的交易機會、更多企業參與以高效方式處理碳權、更多投資者通過碳金融交易獲利，這一領域才有持續發展的價值，要避免“一窩蜂”、上得快銷聲匿跡也快的現象。再次，要進一步豐富碳金融產品。未來，要加快推出更多金融產品，包括期貨、衍生品、融資產品等都能夠進一步試點推廣，引導企業獲得適合自己特點和需求的碳金融產品。
轉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綠色溢價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短期內看不到零碳能源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可能性，提高傳統能源成本的空間也不大。因此，一方面轉型金融的綠色投資（包括風險投資和權益投資）要發揮作用，把更多的資金投在科技、創新零碳、低碳技術，投在能源、制造等突破性領域，使零碳排放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適時改變傳統能源成本定價，甚至推動兼并整合，最終提高能源綜合效率。
轉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綠色溢價，綠色權益投資與可持續信貸兩者的業務前景都十分廣闊。綠色投資和可持續信貸可以圍繞三個主戰場發力：驅動能源的清潔化可再生，助力推動制造業轉型及減排，促進農業科技化和現代化。
第一，驅動清潔能源可再生。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資額現在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整個發電比重為20%，預計2030年將達到30%。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也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總規模達到9.3億千瓦，占總裝機的比重達到42.4%，當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達29.5%。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我國電力總裝機的比例將超過50%。預計可再生能源在全社會用電量增量中的占比將達到2/3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費增量中的占比將超過50%。
第二，推動制造業轉型和減排。在中國制造業中，能源密集型的六大制造業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這些產業的轉型、減排空間和難度都不小。這些行業大多是資金密集型，轉型金融如果發揮作用，驅動六大行業實現能源應用轉型、減少排放，這是當前面臨最大的機遇。
第三，促進農業現代化和科技化。傳統農業生產和生活習慣不改變，養殖產業、種植堆肥、過量使用氮肥、森林砍伐和燃燒等都會造成復雜的排放問題。轉型金融可以積極發力，支持農業龍頭企業和產業振興，在動植物資源和育種、新科技型營養品生產，農業基礎設施升級和精準農業服務創新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權益金融“轉綠”催生碳中和技術
轉型金融最大的價值空間在于，權益金融機構能在多長時間內實現全面戰略“轉綠”——能夠孵化和創造多少碳中和技術，何時能夠投入應用？權益金融部門應該明確“轉綠”的計劃和戰略，讓更多的長期資金投入到前沿研發和開創性領域，推動碳減排、零碳技術的革新。
碳減排技術是要降低能源消耗的技術，廣泛應用于生產生活。碳減排技術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以及眾多技術人員和企業持之以恒地進行商業化改造、規模化使用，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零碳技術的想象空間更大。在能源轉型方面，氫能的前景目前比較看好，它比電動車中使用的鋰電池儲能密度更高。但是與氫有關的技術還欠成熟，綠氫生產、液化、儲存、燃料電池及安全都還有眾多問題待解決，多長時間內氫能作為交通主要能源，用上氫能汽車、出現氫能輪船和飛機，還需要大量的投資和創新企業前赴后繼。不過，科技的未來想象力是無盡的，零碳技術可能出現顛覆性突破。
這樣看來，權益金融“轉綠”是否成功，是支持綠色經濟轉型的關鍵。除風險投資外，股權和并購等金融資本也會關注低碳企業的整合兼并，限制傳統能源技術應用，為優秀的綠色企業提供更多金融動力。即使對單純的市場投資者而言，氣候變化關系到長期投資保值，氣候變化的影響使投資機構不能通過簡單的分散投資或者撤銷投資來規避風險。因此，權益金融機構需要盡快主動“轉綠”，通過積極的ESG和負責任投資管理，確定凈零目標，把握轉型機遇，有機會實現整體投資價值的長期提升。
重視數字化減排 弘揚企業家精神
實現碳中和的最終路徑，必須靠政策、技術和市場三者合力完成：政府出臺科學的政策，科研部門提供創新技術，企業家提供市場和商業發展。其中，實體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必須借助數字化工具，提升效率實現減排。同時，必須弘揚企業家精神，創新技術和產品服務，最終實現低碳綠色的經濟發展。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數字化浪潮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巨大變化。同樣，數字化轉型也為碳減排提供了巨大推力。除去數字化支持金融部門構建碳市場、促進碳交易、提高市場效率而產生的補充效益外，數字化減排體現為降低數字產業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以及推動其他產業減少碳排放的間接效益。
在直接效益方面，數字經濟和電子信息產業本身對減排和污染防治領域較為重視，在中國數字經濟將長期扮演最大、最具潛力的產業地位，特別是智能制造、智能農業和移動智能等領域，減排積極性較高。下一步，如何發展更低能耗的數字產業，更好規劃、建設、運行數字城市網絡，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能耗管理水平，都是未來減排和低碳發展的研究方向。
在間接效益方面，數字化可以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改進能源配置結構，提高清潔能源替代程度，促進傳統能源消費效率提升。數字化還可能幫助構建能源互聯網和物聯網。能源互聯網的價值在于通過應用數字化技術，生產者可以更快速、更靈活地開展能源生產和儲存，借力全球化數字運營，能源網絡（電網）可以降低成本，在傳輸領域，智能化、網絡化模式優化輸送能力。使用者可以創新商業模式，實現生產效率提升，在能源消費和服務方面，可以由多元的市場參與者圍繞消費端的精準數據及萬物互聯（IOT），提供一系列綠色節能數字產品和服務，實現能源生產消費全鏈條的綠色轉型。
金融服務實體、投資注入實體的關鍵都是企業家，企業家群體在雙碳轉型中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創造新的產品和新的技術，推進在零碳產業中的規模化應用，引導長期資本投向改變未來的科技——在實現碳中和問題上，企業的作用是最特殊的，企業家精神是最稀缺、最重要的。如果沒有企業或企業家的介入，碳中和可能只留在口號層面。
當前，“碳中和”的政策、法律制度和發展環境正在完善，新一代企業家應以更強的使命感響應國家號召。科技發展包括零碳低碳技術，數字化和轉型金融的賦能，為企業進行低碳綠色轉型提供了高標準舞臺。從企業角度來看，可以“重做一遍”：數字化轉型重做一遍是重新界定客戶、產品、品牌、渠道和利益相關者，低碳轉型的時代則要在節能減排、通過產品推動消費者的雙碳行動中，開拓新發展道路，做出新商業模式。更關鍵的是，當前，中國和國際社會處于合作的特殊時期，企業家本來就承擔著連接本土和國際市場、聯通中國和全世界的職責，應該把握國際氣候合作的良好主題奮發有為。只有更多的企業家躬身入局、更多轉型金融的行動舉措涌現、更多創新顛覆性科技發明出現，更多綠色可持續企業才能得到發展，“雙碳”目標和高質量經濟發展才能夠更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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