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要充分論證標準加嚴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取消不切實際的“超超低”排放有關政策要求。呼吁各地生態環境主管部門不要就環保論環保，而應將環境質量改善與氣候應對統籌考慮，抓住新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關鍵性問題，促進地方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
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是推動行業高質量發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舉措。自2019年4月份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財政部、交通運輸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關于推進實施鋼鐵行業超低排放的意見》以來，各鋼鐵企業投入大量資金、積極推進改造，掀起了一場“綠色革命”，有力促進了鋼鐵行業產業結構優化、環保技術進步和治理水平提升，為打贏藍天保衛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2022年以來，在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有序、穩步推進的同時，個別地區開始推行“超超低”排放標準，進一步大幅加嚴排放限值。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有8個省份推行“超超低”標準、政策共計25項，其中1項為口頭通知，多數位于重點區域。加嚴環節主要為燒結機機頭（球團焙燒）煙氣、焦爐煙囪、高爐熱風爐、軋鋼熱處理爐、轉爐一次煙氣、燃氣鍋爐等。其中，燒結機機頭（球團焙燒）煙氣是加嚴現象的“重災區”，部分省份的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甚至分別加嚴至5毫克/立方米、5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相比國家超低排放標準加嚴50%甚至更高。
“超超低”雖然聽起來很時髦，但實際上違背了“依法治污、科學治污、精準治污”的要求，更不符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和“協同推進降碳減污”的政策方向。若不及時扭轉這種風潮，不但無法促進環境質量改善，而且會對經濟社會秩序和政府公信力造成負面影響。
因此，筆者認為，應擯棄層層加碼的“超超低”排放標準，務求常規污染物、二氧化碳均實現超低排放的“雙超低”，以高質量超低排放為抓手，全面推動鋼鐵行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實現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雙贏”。
“超超低”不切實際、得不償失
在筆者看來，“超超低”排放標準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超超低”未經充分論證，技術風險巨大。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政策在制訂過程中充分調研了先進國家的鋼鐵行業標準，汲取了電力行業超低排放改造經驗。全工序有組織排放超低限值較國內現行標準收嚴33%~83%，且大部分指標均優于國外同類標準，實現難度之大全行業已深有體會。盡管通過多年來的攻關，超低排放技術已積累了越來越多的成熟案例，但目前仍存在一些治理設施使用壽命過短、運行指標不穩定等諸多問題，超低排放技術穩定性、可靠性、經濟性尚待時間檢驗。而目前部分省份推行的“超超低”排放標準基本都是在國家超低排放限值的基礎上“砍一刀”，是“拍腦袋”的產物，未經過充分論證和征求意見，缺乏可行性技術體系支撐，甚至有的已經脫離了基本的科學常識，技術風險巨大。
二是“超超低”邊際效應大幅下降，不可持續。根據已公示的39家長流程鋼鐵企業有組織、無組織、清潔運輸改造情況統計，噸鋼改造費用在100元~1000元。同時，噸鋼運行成本提升至200元~350元，相比改造前增加100元/噸以上。雖然超低排放改造投資和運行成本巨大，但可以減少80%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減排效益巨大。而推行“超超低”，即使技術可行，所產生的減排效益也只有超低排放的1/10，且改造投資和運行成本將大幅增加。以燒結機機頭煙氣為例，保守估算，實現超低排放的減排投資及運行成本分別為0.419萬元/噸污染物、0.272萬元/噸污染物，而后續“超超低”改造減排投資及運行成本則分別提升至1.121萬元/噸污染物、0.907萬元/噸污染物，增幅分別高達168%、233%。因此，“超超低”性價比極低。此外，當前大多數鋼鐵企業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剛剛建成投運或正在建設之中，推行“超超低”將導致這些工程推倒重建，造成巨大浪費，在目前全行業經營效益尚未恢復的形勢下企業生存也將難以為繼。
三是“超超低”催生數字游戲，誘發企業環境違法風險。“超超低”限值極低，企業的污染治理設施運行水平將經受極大考驗，一旦出現波動，就會出現超標風險。但實際上，污染治理設施從反應條件、系統響應時間等方面都難以做到完全穩定，再加上鋼鐵生產工藝本身波動大，鋼鐵企業持續保持“超超低”就成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迫于壓力，企業很可能被迫采取違法違規手段實現監測數據的“超超低”。更重要的是，有的“超超低”排放限值比污染物監測方法誤差范圍還低，導致從監測數據上已經無法判斷企業的實際排放情況，這樣一來，“超超低”就變成了一場數字游戲。“當知器滿則傾，須知物極必反”。鋼鐵行業超低排放也一樣，適當的壓力可以促進行業綠色升級，但過量的壓力也會適得其反。
四是“超超低”產生新的環境問題，減排成效大打折扣。環保治理是系統性的，如果一味追求特定污染物排放濃度的降低，可能會帶來二次污染物，例如氨逃逸。目前，鋼鐵行業氨逃逸在國家層面尚未制定標準，企業不重視氨逃逸控制，已改造企業多數SCR（選擇性催化還原脫硫技術）脫硝設施氨逃逸在線數據均為壞死數據，加之鋼鐵行業煙氣負荷波動幅度非常大，工況波動非常大，精準噴氨技術難度較大，導致氨逃逸嚴重。根據調研，如果推行“超超低”排放標準，鋼鐵企業SCR脫硝設施氨逃逸實際濃度均會大于20毫克/立方米以上，甚至達到90毫克/立方米以上。片面追求脫硝，企業必定會加大噴氨量，造成更嚴重的氨逃逸，這也是形成PM2.5的主要污染物。顧此失彼的最終后果就是減排成效大打折扣。
五是“超超低”增加能耗及碳排放，不利于減污降碳協同。超低排放強調源頭減排和過程控制，目的就是呼吁企業不要過度依賴末端治理、靠堆砌治理設施去達標。一旦推行“超超低”，將增設大量的末端污染治理設施，從而增加治理設施電耗和煤氣消耗，增加碳排放。對于已建成的治理設施，如果按照“超超低”要求運行，能耗會成倍增加。目前，鋼鐵行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排放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在非電行業中也位列第一（15%），其根源是行業自身結構性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隨著超低排放的全面推進，鋼鐵行業污染物及碳的排放量還會持續下降，但要進一步實現大幅下降，必須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超超低”這種近零排放代價慘重且潛力有限。而且，目前鋼鐵行業面臨污染物及碳雙重減排的目標任務，如果顧此失彼，不僅不利于協同推進減污降碳，甚至還會本末倒置。
“雙超低”順應新時代要求
有利于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
當前，我國面臨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雙重目標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鋼鐵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也已發布。鋼鐵行業已進入加速重組、強化環保與低碳發展“三期疊加”的新時代，在超低排放和碳中和的雙重背景下，減污降碳已成為我國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經之路。“雙超低”，即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均實現超低排放，這才是衡量企業綠色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
一是做實超低排放，建立長效保持機制。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是鞏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抓手，是當前處理好發展與減排的重要舉措。一方面，鋼鐵企業要做實超低排放。經過近3年超低排放改造的推進，鋼鐵企業應充分認清環保與發展相輔相成的關系，徹底轉變環保觀念，高度重視改造質量，力求“四真”（企業領導真重視、資金真投入、實施真工程、管理水平真提升），做到“四要四不要”（要成熟可靠技術，不要魚目混珠；要統籌減污降碳，不要治標不治本；要時間服從質量，不要欲速不達；要扶優汰劣，不要劣幣驅逐良幣），實現真正的超低排放，經得起歷史檢驗。另一方面，鋼鐵企業應長效保持超低排放成效。超低排放公示只是起點，只有長效保持才能維持3年來取得的成績。如果超低排放改造是攻堅戰，那么長效保持就是持久戰，對于鋼鐵企業來說難度更大。因此，對于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公示的企業，要保持環保治理戰略定力，避免在污染治理設施運行管理上懈怠，從而導致取得的成果功虧一簣。
二是做好超低排放，快速向減污降碳過渡。超低排放改造提出了燒結機機頭煙氣循環、機械化料場、高爐煤氣精脫硫等源頭控制措施，但目前發現多數企業尚未轉變觀念，上述源頭防控措施并未廣泛普及。例如，盡管國家一直呼吁企業開展高爐煤氣精脫硫，但目前已公示企業中多數仍采用末端治理措施，僅有5家采用高爐煤氣精脫硫。“雙碳”目標提出后，鋼鐵企業應進一步強化源頭減排和過程控制，優化末端治理，由傳統的“單點切入”向“全局優化”轉變，更好地實現超低排放。一方面，鼓勵優先采取源頭和過程控制措施。鋼鐵行業的特殊流程、復雜工藝決定了源頭治理、過程控制的重要性。鋼鐵企業要優先通過長流程改為短流程工藝、燃煤工業爐窯清潔能源替代、提高綠電使用比例、高爐煤氣和焦爐煤氣精脫硫、高爐熱風爐和軋鋼熱處理爐低氮燃燒、燒結煙氣循環、無組織排放控制等源頭治理和過程控制，來減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進一步優化末端治理，全面提升環保能效水平。脫硫脫硝系統通過智慧運維，實現環保設施運行精準調控，最終達到系統運行的安全穩定、節能降耗。此外，在無組織治理上，為避免除塵系統不規范導致環保成本上升、能源消耗增加、管理難度加大等問題，實施過程減量控制，通過精細化、科學化、智能化診斷，對現有治理設施開展整體系統優化，從而確保收塵點位規范化、管網設計科學化、風量分配合理化、除塵技術先進化、設備開啟智能化，實現無組織優化治理。
三是做強結構優化，攻堅行業根源問題。鋼鐵行業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工藝結構以長流程為主（電爐鋼產量占比僅為10%左右），爐料結構以燒結礦為主（入爐球團礦比例不到20%），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在購入能源占比92%），產業鏈結構不完整（獨立焦化、獨立熱軋產能占比分別為77%、23%），運輸結構仍以公路為主（貨運量占比為50%）。此外，創新突破性技術的支撐能力仍明顯不足，傳統減排技術的投資邊際效益遞減，造成減排邊際成本日趨增高。解決這些問題，鋼鐵行業亟須激發行業技術創新動力，加強減污降碳關鍵技術儲備。龍頭企業要發揮帶頭作用，加快推進顛覆性創新低碳冶金技術的基礎研究和工程化應用。鋼鐵行業必須在結構優化和技術創新方面進一步取得突破，從根本上解決綠色低碳發展中的瓶頸問題，從而實現“雙超低”。
四是做細、做真鼓勵政策，為先進企業保駕護航。實踐表明，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政策體系是目前最有效、執行最好的政策之一。總體來看，政策體系科學精細，鋼協統一公示（撤銷）制度公平、公正，社會、媒體等多方監督公開、透明，政府監督指導有力、有方，基于超低排放績效評級的差異化管理，如粗鋼產量不壓減、重污染天氣自主減排、列入環境執法正面清單等，充分激發了鋼鐵企業“創B爭A”的動力。一方面，應加大對超低排放改造的政策支持力度，同時在制定、修訂績效分級標準時充分考慮“雙超低”協同效應。積極配合相關部門鞏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同時更大力度和范圍地運用超低排放績效評級手段，采用更多的財政、稅收、金融、電價等手段，綜合施策，扶優汰劣，讓A級企業真正享受政策紅利，通過差別化管控創造支持優勢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弄虛作假等環境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加強對未達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業的監管，營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發展環境，讓環保績效好的企業更有競爭力，促進行業整體水平不斷提升。
五是擯棄“超超低”，避免層層加碼現象。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三個治污”（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和“五個精準”（問題精準、時間精準、區位精準、對象精準、措施精準），堅決反對“一刀切”，反對層層加碼，在開展大氣治理的同時統籌行業平穩運行和資源保障，以高水平保護促進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
筆者建議，各地要充分論證標準加嚴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取消不切實際的“超超低”排放有關政策要求。同時，呼吁各地生態環境主管部門不要就環保論環保，而應將環境質量改善與氣候應對統籌考慮，抓住新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關鍵性問題，促進地方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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