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此輪均由于通脹壓力以及匯率貶值壓力而開啟貨幣緊縮，當前即使各經濟體央行跟隨美國加息，高通脹導致貿易情況惡化，疊加美元強勢仍導致各國貨幣貶值壓力較大。在此背景下，我國通脹壓力相對較低，資本流出壓力有限，貨幣政策仍可以保持獨立性。考慮到全球加息潮對于我國總量貨幣政策窗口期的限制，未來經濟穩增長或主要依靠結構性貨幣政策、財政和寬信用政策發力。

歷史上新興與發達國家加息和降息時點通常滯后于美國。

  此輪加息之前，歐洲以及亞洲發達經濟體加息往往滯后于美國加息。較為特殊的是，韓國與英國在2008年危機沖擊后較快開始加息。而日本在08年金融危機后央行重回零利率政策并持續至今。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經濟波動往往較大，加息與降息交替出現頻率更高，經濟周期與貨幣周期短于發達國家，美聯儲開啟加息周期時新興經濟體往往也表現出滯后性。

各國相繼增加的通脹風險導致此輪加息潮的開啟。

  由于此輪美國開啟加息過晚，部分資源國的新興經濟體雖然擁有出口資源，但也需要進口較多非資源優勢的原材料或能源等，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上游，因此最早面臨通脹壓力，因而最先開始加息。后續部分發達經濟體迫于供需共同推升的通脹壓力也早于美國開始加息，而生產國角色的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較美國偏低，因此加息慢于美國。

具體來看，通脹壓力、匯率波動以及資本流出壓力導致各國開啟加息。

  此輪發達經濟體加息原因主要為資源短缺疊加大宗商品等價格上升導致海外經濟體通脹壓力大且貿易轉為逆差，匯率在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面臨較高的貶值壓力。俄烏沖突再次推升了大宗商品價格，導致逆差進一步走闊、經濟增速下行風險快速提升。對于資源較豐富且為生產角色的新興經濟體，最初由于這些國家資源大多自給自足，此輪疫情沖擊導致的成本端通脹壓力對其的影響有限，新興經濟體疫情沖擊后需求恢復偏慢，需求端通脹低于美國，因此通脹壓力在俄烏沖突前較溫和。但俄烏沖突后，通脹更高且更為廣泛，疊加全球經濟疲軟、各國貿易增長放緩，依賴于出口的生產國新興經濟體基于通脹風險、匯率壓力以及資本流出壓力開啟加息。

全球加息潮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幾何？

  當前全球較多國家開始加息，甚至激進加息，在此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與其他國家/地區貨幣政策進一步分化，貨幣政策寬松的窗口期存在一定限制。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基調仍為“以我為主”，在國內內需不足、通脹壓力低的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預計將繼續維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以助力經濟穩增長。此外，我國股債市外資占比有限，貨幣政策分化導致的階段性外資流出的沖擊有限，貨幣政策可以堅持“以我為主”取向的同時，兼顧內外均衡。

結論：

  歷史上新興經濟體與其他發達國家往往加息時點滯后于美國，具體而言，此輪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去年下半年就面臨較高的通脹風險與匯率貶值壓力，因而去年下半年一些發達國家/地區開始加息；資源對外依賴度偏低的新興經濟體在俄烏沖突后通脹壓力才開始上行，貿易情況惡化，匯率承壓，因而逐步開始加息。在當前全球較多國家開啟加息，甚至跟隨美國激進加息的背景下，我國總量貨幣政策的窗口期存在一定限制。但我國有效需求不足導致通脹水平較低，預計我國“以我為主”的貨幣政策將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性，經濟“穩增長”或依靠結構性貨幣政策、財政和寬信用政策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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