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4日舉行的2023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發表題為《新形勢下擴大需求要與時俱進，轉換機制》的演講。

要重振經濟，重提擴大需求，特別是擴大內需。但是需要研究，這個需求還是過去的需求嗎？

首先來看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OECD國家與中國相同的發展階段的終端需求產品（簡稱GFP）的對比。有三個結論：第一，居民消費方面，中國的居住、出行、批發零售、金融保險等比例偏低，衛生社保福利、教育等比例偏高；第二，政府消費方面，中國的衛生社保福利比例較大幅度偏低；第三，投資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國和OECD國家同期的標準結構相比高出一倍以上，房地產高出三分之一，社會服務比例偏低。因此，我們的終端需求產品是有些偏離的。

我們再來看近年來中國需求側出現的一些重要結構性變動。

一是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居于穩定，消費增長更多地由社保、醫療衛生、教育、金融服務、文化娛樂體育等發展型消費拉動。擴大消費肯定得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生產。疫情期間有部分低收入人群生存型消費水平降低，但是隨著經濟逐步恢復和收入增加，這些問題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或解決。對大多數人來說，包括脫貧后的中低收入階層，消費增長越來越多的與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發展型消費相關，疫情沖擊并未改變這一變動態勢。具體來看，居民消費增量中增長最快的是教育、醫療、保險、金融、交通通訊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費支出中增長較快的是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教育、科技等。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而發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者公共服務方式，如社保醫保采取互助共濟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發展型消費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密切相關，給勞動者提供安全性、流動性、穩定性，提升體力智力水平，進而提升人力資本。所以，發展型消費既是消費，但可以看成是投資，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

二是投資格局也出現了重要變化，應關注除了基建之外的服務業投資。投資中傳統的“三駕馬車”，即基建、房地產、制造業，格局已經發生改變。近期服務業投資比重已經超過房地產投資，上升到了第三位。分項來看，房地產投資下降是符合規律的，房地產全局歷史需求峰值和都市圈城市圈的結構性需求峰值都已經出現，前一階段的問題在于下降的幅度過大。從全口徑數據看，用不變價同比來計算，從2021年的7月份以后，房地產投資已經出現負增長，最低的時候接近負20%，這很不正常。所以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我們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怎么解決。2023年1、2月份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基建投資的比重呈周期性波動，有比較明顯的政策工具特性。需特別關注的是除去基建后的服務業投資，近些年穩中趨升，即使在疫情期間也表現出較強的穩定增長韌性。采礦業投資比重下降，但農業投資比重近幾年呈上升態勢。

三是投資內部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基建投資中，增長重點是信息傳輸、環境、公共管理、水的生產和供應等行業，傳統的公路、鐵路、電力熱力等行業下降。制造業投資中，增長較快的有計算機、通訊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醫療、專用制造設備、儀器儀表等技術含量較高的領域。服務業投資中，增長較快的有社會保障與福利、科學研究、教育、衛生、娛樂、銀行和其他金融、商務服務等領域，與發展型消費緊密相關。

四是出口也呈現出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部門比重上升的態勢。增長較快的也是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如計算機、電氣機械、化學原料和制品、專用和通用設備、儀器儀表等。傳統的紡織、家具等保持穩定。另外，中國進入發達國家高端市場的能力增加，如新能源汽車、家用電器等。

因此，消費、投資和出口，重點是消費和投資，已經發生了值得關注的結構性變化。所以，擴大需求要立足新的實際，形成新的共識。爭論重振經濟靠消費還是靠投資意義不大，真正的問題是現階段消費和投資增量擴大的部分是什么，增長機制是什么。過去兩三個月中，疫情影響的接觸性消費和受疫情影響收入下降而制約的消費正逐步恢復。所以，下一步著眼點要從生存型消費轉向發展型消費。消費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是以社保、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與基本公共服務密切相關的發展型消費。

一是與基本公共服務捆綁的發展型消費潛力巨大。其中，最大的短板是近3億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問題，補上這個短板將會釋放巨大的需求增長潛力。如果能夠解決進城農民保障性住房需求，將拉動從建材到家電、裝修幾十個行業的增長。同時，完善社保體系有利于穩定預期，增加流動，減少過度儲蓄，增加消費。醫療、教育將有效提高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的水平，成為高質量供給的基礎。將農民由流動狀態到“穩下來”有助于穩定預期和長期主義，培育工匠精神。最近的一些發放消費券等擴大需求方式，存在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問題。過去曾有過的短期刺激消費的政策，比如家電下鄉，實際上是寅吃卯糧，跨周期看并不能增加消費，還可能加大供求波動。近期各地出臺了數以萬億計的重振經濟計劃，幾乎沒有看到支持基本公共服務，擴大消費，尤其是解決農民工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方面的規劃。拿出其中十分之一的資金用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所帶動的需求將會明顯大于被替代的投資需求。即使從短期擴大需求看，這樣做也是合算的。因此，建議在脫貧攻堅戰之后，實施為期三年的進城農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攻堅戰，并以此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

二是投資的老“三駕馬車”，即制造業、基建、房地產，轉向新“三駕馬車”，即制造業、基建、服務業投資。大量使用鋼材水泥土木建設的大型建安工程時代的峰值期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的基建和房地產主要與城市化進程相關，如果還要投，重點在都市圈、城市群范圍，這個地點很重要。但是將投資的重點放在建安工程類的大型項目上，不符合實際需求，也往往是低效率，可能形成新的爛尾工程，更會耽誤更緊迫和重要的投資，即人力資本投資。新“三駕馬車”的投資重心要盡快的轉向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制造業中是體現技術進步的設備投資，服務業中是以發展型消費相配套的投資，還包括數字技術和綠色創新投資。

三是穩制造業比重就要穩出口。穩定和擴大出口，爭取盡可能多的外需仍然很重要。如果我們要穩定中國制造業的比重，除了滿足國內需求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滿足國際需求的。穩定制造業比重，意味著在全球競爭中具有相對優勢，客觀上要求穩定出口比重，出口比重穩不住，質量上不去，制造業必然過剩。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背景下，保持出口比重穩定，則要求相應提高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我國出口產品要不斷擴展中高端市場，重點要提高發達國家中高端市場的占有率。

四是發展實體經濟要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基準。實體經濟是我們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基礎，有人認為金融、房地產、數字經濟是虛擬經濟，但事實上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數字經濟是全球近來的新潮流。我們需要反對和抵制人為制造泡沫、自我循環、商業欺詐、行政性壟斷、不正當競爭等，這些行為與提升要素生產率背道而馳。另外，包括制造業在內的部分實體經濟，也存在嚴重過剩、效率低下、缺少競爭力問題。我們需要發展的制造業是符合市場需求，是與生產性服務業密切結合，與數字經濟和綠色低碳深度融合的制造業，這樣才能有長久穩定的國內外競爭力。因此，強調發展實體經濟、反對虛擬經濟，不是簡單的否定某些領域和部門。要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基準，防止誤解走偏，這樣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本質要求。

五是政府應在消費方面管的多一些，投資上管的少一些。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應作出重大調整，增加與基本公共服務相關的支出，相關領域的發展機制要相應改革，逐步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投資的著力點要從物質資本投資轉向人力資本投資。要改變見物不見人、人力資本投資不如物質資本投資的看法，真正轉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軌道上來。政績考核要更加重視人均指標。總量指標的局限性是，容易造成對人均水平的誤判。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實際獲得感，是以每個個體為基礎的。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人力資本，要把人均指標、結構性指標放到優先位置，國內國際可比較。

最后，新時期的改革仍然要講摸著石頭過河，把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有效結合。有人會說，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了，還有這個必要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不同的時期要解決不同的問題，要過不同的河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是農村聯產承包制能不能搞、經濟特區能不能辦這樣的問題，而現階段面臨的則是如何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等問題，仍然有大量的問題在北京的辦公室找不到答案，在頂層設計指方向、劃底線的同時，鼓勵地方、基層、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短期內看不準、有爭議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層先行先試，通過試錯找到對的辦法，總結提高后再大范圍推廣，這樣的話，我們才能把二十大提出的宏偉目標和各項任務真正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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